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2013年6月17日10:00

编者按：延安整风(1941年-1945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光辉的一页，是我们党着重从思想政治上建设党的一次成功实践。这次整风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和成熟，为党的七大胜利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和组织准备，对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加强党的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前不久，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从今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借鉴延安整风的历史经验，对于贯彻落实党中央这一加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重大部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本版分三期刊发中央纪委驻文化部纪检组组长、部党组成员李洪峰的文章《重温延安整风的历史经验》，敬请关注。

延安整风的历史背景

第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20年里，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也经受了严重的挫折；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其中，给中国革命造成危害最大的是王明的“左”倾错误。从1931年到1934年，在党内统治长达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而开始长征，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损失了90%，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正确领导。

毛泽东在1943年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遵义会议以后的路线和遵义会议以前的路线，是马列主义和非马列主义者的区别，“遵义会议前被诬为机会主义者的，今天已变为主要领导者”。但是，由于当时严峻的斗争环境，还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内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造成过去党内历次“左”倾和右倾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总结，党内在指导思想上还不够统一。

早先，王明曾写过一本叫《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后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这本小册子是王明“左”倾路线的代表作，曾于1931年2月在上海出版，翌年3月在莫斯科再版。这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足为怪。但是在时隔9年之后，在经历革命严重失败和红军被迫长征的重大历史曲折，在我们党已经结束王明错误路线统治、开始走上正确道路的时候，这本小册子竟然于1940年3月在延安再版。而且，王明在“三版序言”中仍以“共产国际代表”、“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吹嘘“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

这种情况表明，王明对其“左”倾错误及其对中国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危害还没有认识，同时也有许多党员和干部对王明错误的实质认识不清。尤为严重的是，有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对王明的“左”倾错误缺乏正确认识。

1940年12月，毛泽东在为党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论政策》中指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过左政策，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要求大家在党的政策上区分两条路线的是非。可是，在讨论这个指示时，有些领导同志却认为，王明“左”倾错误不是路线错误，只是策略上的错误。为了彻底清理王明的错误及其恶劣影响，分清路线是非，党就必须从思想上进行整顿。这是党中央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二，从整个党员队伍状况来看，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民族革命形势的高涨，党员队伍有了很大发展。党员人数由抗战初期的4万人发展到1940年的80万人。这些党员来自五湖四海，他们中有工人、农民、店员，还有不少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都有满腔的革命热情，但是还没有经过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和革命斗争考验，有的人把小资产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带进党内。许多人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在思想上并没有入党。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而在此时，党的主要精力放在反侵略战争方面，对大批新党员还来不及进行普遍的教育，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还很贫乏，容易受假马克思主义的欺骗。这就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不良作风在党内滋长，提供了一定的土壤。解决这个问题，也是开展整风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从当时面临的战争局势看，1941年至1942年，我们党正处于抗日战争以来最困难的时期。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侵华日军集中主力部队进攻我抗日根据地。日军所到之处，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企图从根本上摧毁我们的生存条件，消灭解放区。而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消极抗日的同时，加紧了反共活动。继1939年底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1941年初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他们还对解放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解放区处于严重困难的境地。

为了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夺取最后胜利，我们党制定和实行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减租减息等“十大政策”。其中，发展生产和“整顿三风”是两个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当时极端困难的环境和条件是对我们党的严峻考验，迫切要求党加强自身建设、整顿党的作风，使全党达到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统一和巩固。这是党中央决定进行全党整风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延安整风的准备

延安整风经过了充分、扎实的准备。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机关从陕西保安迁驻延安。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为了适应领导中国革命的需要，党中央把教育训练干部工作提到重要日程，相继在延安开办了各种学校，如延安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军事学院、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为干部的学习提高提供了阵地。

1938年10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时隔7年后，毛泽东在党的七大讲话时指出：“中共党的历史上有两个关键性的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发出号召：“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他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毛泽东在倡导全党学习的同时，首先从自己做起，挤出时间、不分昼夜、发愤苦读。他还亲自组织一个学哲学小组，研讨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在毛泽东的倡议下，成立延安新哲学会，许多机关和学校成立学哲学小组。针对当时研究哲学拘泥于30年代苏联教科书的情况，毛泽东强调，研究哲学一定要联系中国的实际，要打破教科书的框框。在这一时期，毛泽东还以极大的精力致力于理论研究，写作并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 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这些著作科学地阐述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主持编辑了党的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共收入1922年至1941年间党的重要文献750多篇，提供给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这些历史文献集成为整风学习的重要文献，使高级干部对党内两条路线的主要内容、特点有了明确的认识，思想认识趋于统一。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些历史文献集的影响。他曾在1943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6月后编了党书，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才可能召开1941年9月会议，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

为了加强马列著作的出版工作，从1938年开始，由延安解放社陆续重印和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10部、《列宁选集》第1至18卷等，为全党整风学习准备了教材。

延安整风准备阶段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党的高级干部进行整风学习。1941年5月，党的高级干部开始整风学习。在延安参加学习的高级领导干部有120多人。学习文件有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党的重要历史文件等。同年9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党中央作出了《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在延安和各重要地方成立高级学习组，参加学习的有中央、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级机关干部和高级学校的一些教员，军队的师、军区或纵队干部，地方区党委或省委的干部。同时，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学习组，由毛泽东任组长。党中央还把一批高级领导干部，包括各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选出的七大代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高级干部，逐步集中到中央党校学习。

整风学习开始的时候，干部中普遍存在教条主义和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许多人只注意引用马恩列斯的个别词句，而不懂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不注意研究中国现状、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问题。针对这种倾向，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着重阐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原则。随后，党中央成立《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编辑委员会。同年7月，党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8月，党中央又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这两个决定把学习理论和增强党性、调查研究密切结合起来，有力促进了全党作风的转变。

从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到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在全党学习热潮的推动下，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革命的历史问题和政策问题有了基本一致的认识。值得提及的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曾写过一篇批判“左”倾路线的文章。后来，毛泽东将这篇文章的标题改定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

毛泽东极其珍爱这篇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说：“我常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主义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整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全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这批人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家里有成堆的马克思主义出卖，装潢美丽，自卖自夸，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如有假冒，概不承认。……直到被人戳穿西洋镜，才发现其宝号里面尽是些假马克思，或死马克思、臭马克思，连半个真马克思、活马克思、香马克思也没有，可是受骗的人已不知有几千几万，其亦可谓惨也已矣！”这里，毛泽东从反面揭示了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所谓“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也是对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的深刻批评。所有这些，都为全党整风的开展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延安整风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延安整风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标志着全党整风的开始。这次整风最重要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党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为主观主义所统治。党内反复出现的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从思想根源来说都是主观主义，都表现为理论与实际相脱离，主观与客观相分裂。主观主义的危害极其严重，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事业。但是，党内长期以来并没有认清其错误的思想根源，所以错误接连发生。主观主义的主要表现，一是教条主义，一是经验主义。

当时，教条主义主要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而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他们观察形势、分析问题、制定政策，常常是想当然，对本国本地情况不调查研究，凭主观想象乱下结论、乱发指示。党的历史上犯“左”倾错误的人，往往急于取得革命胜利，因而总是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敌人的力量，不顾敌人暂时强大和革命还暂时处于低潮的实际情况，采取所谓“进攻路线”，去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武装起义，梦想突然形成全国的革命高潮和取得全国胜利。结果，造成了革命的挫折和失败。

第二种，是从书本出发，把马列主义当做教条。他们在马列著作中寻章摘句，只会背诵书本上的某些词句、条文，空发议论，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认为，马列书本上讲无产阶级革命是从城市工人运动开始的，没有讲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他们反对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称其是“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和保守观念”。王明自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实际上他不懂马列主义，对中国革命问题茫然无知。有一次，王明作报告，有人问他：“抗日战争几年能胜利？”王明回答：“4年。”问他根据什么说4年能胜利，王明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4年。”可见教条主义简直到了荒唐的地步。这样一些从书本里讨生活的人，在实际工作中，甚至连一般常识也很缺乏。他们在指挥反“围剿”时，只凭一张军事地图指挥红军作战。毛泽东曾在一次会议上批评他们瞎指挥，说他们愚蠢到不知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一步一步走的，子弹是会打死人的，他们是“蒙昧无知的人”。

第三种，是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应该说，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指示，有许多是正确的，但也有些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是错误的。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应该从本国实际出发，正确对待共产国际的指示，但王明等人却采取唯上、唯书、唯共产国际指示是从的教条主义态度。王明把自己当做“国际路线”的化身，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都必须照办。比如，对中国的阶级关系和革命任务问题，共产国际主张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王明说：“现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胜利。”这就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他们对苏联经验照抄照搬。苏联在国内采取反对富农的政策，王明便在中国实行消灭富农经济等过左的政策。苏联在1928年以后一段时间进行反右倾斗争。王明不顾我们党内已经存在的“左”倾思潮，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结果越反越“左”，给党造成了严重危害。

以上三种情况，是教条主义的主要表现，也是当时我们党内的主要危险。

主观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同教条主义的区别,在于它不是从书本出发，而是从狭隘的经验出发，把一时一地的某些经验看做是普遍真理。经验主义者满足于自己的局部经验，把它当做到处可以使用的教条，而轻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他们醉心于狭隘的无头脑无前途的事务主义，对全局性重大问题缺乏独立、明确、系统的见解，因此往往同教条主义合作，成为它的助手和附庸。在党的历史上，经验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曾犯有同样的错误，如城市中心观点、白区工作中心观点、脱离实际的“正规战”观点等。

长期以来，党内对主观主义的严重性和危害性缺乏应有的认识，致使错误一再发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纠正了第一次“左”倾错误后，又出现第二次“左”倾错误；纠正了第二次“左”倾错误，又出现王明更严重的第三次“左”倾错误。发生这些错误，从根本上说，是没有从思想路线上解决问题，没有在思想上彻底反对和纠正主观主义。历史的经验表明，对我们党来说，反对和纠正主观主义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所以，延安整风首先把锋芒指向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

但是，纠正和克服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涉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问题。对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理论家，当时有一种糊涂认识，即认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书本上的话就是理论；谁背书多、背得熟，谁就是理论家。按照这种认识，教条主义者把自己封为理论家，党内也确有人承认他们是理论家。为帮助广大干部从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毛泽东针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刻剖析和阐述。他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我们所需要的理论家，不是只会背诵马列主义词句的书呆子、教条主义者，而是那些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人，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决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毛泽东反复强调，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理论家。

与此相联系的是对知识的看法。教条主义者认为他们最有知识、最能引经据典。也有些人把受多少年学校教育看做是知识多少的标准。在他们看来，小学毕业就成为“小知识分子”，大学毕业就成为“大知识分子”，没有读过书的工人、农民，就被认为是“没有知识的人”。针对这种片面认识，毛泽东指出：那种只有书本知识的人，“还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活动，还没有把自己学得的知识应用到生活的任何实际部门里去，像这样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呢？我以为很难，因为他的知识还不完全”；教条主义者只有书本知识、缺乏实际知识，他们想充当中国革命的向导，结果不但碰破了自己的脑壳，并且引导一群人也碰破了脑壳。毛泽东对理论、理论家和知识、知识分子所作的正确解释，剥夺了教条主义者赖以炫耀和吓人的“资本”，澄清了党内长期存在的糊涂观念，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界限。

在批判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同时，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深刻论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并把理论联系实际比喻为“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党之所以要找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之“的”。教条主义者往往是“无的放矢”，或者“有箭不放”。当时延安主要存在“有箭不放”这种情况。对此，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

为了克服主观主义，推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党中央和毛泽东还采取了一项十分重要的措施，即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41年3月、4月，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重申“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同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同年8月,党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并设立中央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为主任。在这一时期，张闻天、朱德、林伯渠等率领考察团，深入农村、部队，开展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

反对宗派主义，是延安整风的另一项重要任务。要实现党的统一，单有思想上的统一是不够的，还必须以组织上的统一来保证思想上的统一。在党的历史上，当主观主义思想占据统治地位时，在组织上必然实行宗派主义，对坚持从实际出发、提出反对意见的同志进行打击。遵义会议之后，宗派主义在党内已不占统治地位，但它的残余依然存在，在党内外都有所表现。

党内宗派主义的残余，主要表现为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等。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尖锐地批评了“闹独立性”的问题。他指出：“一部分同志，只看见局部利益，不看见全体利益，他们总是不适当地特别强调他们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总希望使全体利益去服从他们的局部利益。”他进一步指出：“闹这类独立性的人，常常跟他们的个人第一主义分不开。”这种人虽然在口头上也说尊重党，但在实际上却把个人放在第一位；“在他们单独掌管一部分事业的时候，就要闹独立性。为了这些，就要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也搬进共产党里来了。这种人的吃亏在于不老实”。他强调：“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或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对不许可违反这个原则。”毛泽东指出：“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清除干净。要使我们全党的步调整齐一致，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

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宣部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发表《反对党八股》的演说。他指出，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表现形式，“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毛泽东在演说中列举党八股的“八大罪状”，强调要反对党八股。他指出：“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

党中央十分重视文艺界的整风学习，于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系统回答了革命文化运动中有争论的问题，强调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态度问题。毛泽东的这一讲话，成为指导革命文艺和党的文化工作的纲领性文献。在延安整风中，学习与组织上的适应性调整紧密结合。在整风关键阶段，即1942年9月，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正式确定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原则和领导体制。

延安整风创造和积累的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基本经验有3条：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二是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联系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三是始终把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作为学习理论和政治路线的重点。

延安整风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一个政党如同一个人一样，只有不断地认识自己，正确总结经验教训，才能不断提高和进步。延安整风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对此前我们党的历史经验进行了系统、深刻的总结。1943年秋，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党中央决定从10月开始，组织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研究路线是非问题，延安整风由普遍整风阶段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这一阶段的任务是通过学习和总结，对党的历史上的重大错误进行清理，并作出正式的结论。当时，党的绝大多数高级干部都参加了这次学习。中央书记处编辑的《两条路线》一书，是这一阶段高级干部学习的主要文件。

对于总结、研究党的历史和路线是非问题，在普遍整风阶段就已纳入重要日程。在学习期间，从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延安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召开的。这次会议是延安整风深入发展的一件大事，也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的任务是整党、整政、整军、整经济、整财政、整关系(党、政、军、民之间的关系)等“七整”，贯彻整风精神和精兵简政，以使边区各项工作有一个显著转变。这次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切实解决问题。会议总结了陕甘宁边区党的历史经验，分清了路线是非，肯定了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刘志丹、谢子长等为代表的路线是正确的，清算了“左”倾机会主义的严重错误。会议检查了抗战以来边区党内存在的闹独立性和自由主义等错误倾向，解决了陕甘宁边区党的统一领导问题，为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奠定了基础。这次会议的召开，为全党总结历史经验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整风期间，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1942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阐述了全面、客观地研究中共党史的方法。1943年3月，刘少奇在延安作《六年来敌后的工作经验》的报告，总结了党在敌后领导抗日战争的基本经验。1944年3月，周恩来在中央党校作《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阐述了中国革命特别是党的六大以来的历史经验。同年，朱德在延安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总结了党创建人民军队的历史。这些报告和讲话，对于正确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在这一时期，党的高级干部围绕建党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特别是1931年初到1934年底这一时期党中央的政治路线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同时，党中央还组织曾在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中工作过的干部，座谈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先后召开了红七军历史座谈会、潮梅地区党史座谈会、湘鄂赣边区党史座谈会、闽西地区党史座谈会、闽粤地区抗日时期党史座谈会、红五军团历史座谈会等。这样，把研究党的历史问题和各地区的历史问题密切结合起来，使党的干部从切身实践经验出发，分清路线是非，总结历史教训。

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从1943年9月上旬至1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3次召开会议，讨论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战初期“左”的和右的错误。会上，许多同志批评了王明的错误，有的同志还作了自我批评。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对关于党的历史和路线是非问题的讨论作了总结。毛泽东在报告中，对研究历史经验应采取何种态度的问题，传达了党中央的意见：一方面应使干部对于党的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另一方面，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采取宽大的方针。毛泽东谆谆告诫全党，中国共产党为了取得新胜利，必须避免骄傲和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事物的方法，要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他强调，我们党的历史上几次骄傲，随之而来的是几次错误，必须引为鉴戒。

在这一时期，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郭沫若写于1944年3月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毛泽东要求大家把这篇文章当做整风文件来看待，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毛泽东在写给郭沫若的信中指出：“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1944年5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开幕。这次会议是为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而召开的。会议时断时续开了11个月，到1945年4月结束，先后召开了8次全体会议。会议的主旨是讨论通过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七大的准备工作和城市工作问题等。六届七中全会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成果，是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从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对党的历史问题大讨论的结果，也是延安整风的重要成果。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作出了结论，是对党的历史的科学总结。这个决议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决议指出：24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至此，党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运动从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经过1943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到六届七中全会作出结论，历经3年7个月而结束。影响深远的延安整风的成功，为党的七大胜利召开作了重要的思想和组织准备。

延安整风的基本经验

延安整风创造和积累的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建设的基本经验，有3条特别重要。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延安整风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放在基础地位，并贯穿于整风运动全过程，使整风运动成为我们党建党以来一次空前规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教育活动。中国共产党从它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自己思想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我们党在领导革命斗争中表现出了出色的组织才能和英勇献身精神。然而，由中国当时的基本国情所决定，我们党在成立之初，“有一个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在党的历史上，主观主义的错误领导之所以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统治全党，正是利用了党在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高这个弱点。

针对这种情况，延安整风特别强调理论学习，中央规定了学习的必读篇目。对这些必读文件，要求每个同志都逐篇阅读，并写笔记。当时读书风气之浓厚、研讨问题之深入，是党的历史上少有的。什么叫理论，什么叫理论联系实际，什么叫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什么叫实事求是，这些基本概念、基本道理，经过延安整风，都已在全党深入人心。正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开始形成。收入《毛泽东选集》(四卷本)的159篇文章中，有112篇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开始确立。1945年4月于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正式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毛泽东思想成为指导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旗帜。

第二，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联系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延安整风能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条件。对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党的历史上曾发生过两种错误倾向。遵义会议前，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统治时期，实行的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遵义会议后，在纠正了王明过火斗争的错误后，又出现了自由主义倾向，对错误言行不批评、不斗争，与错误思想和平共处。毛泽东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惩前毖后”，就是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治病救人”，就是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要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把人整死。批评与自我批评，自我批评是基础。把“反省自己”贯穿于整风运动全过程，是延安整风的一条重要经验。通过自我反省，许多同志幡然觉悟，认识到共产党人必须加强世界观改造，提高党性修养。时隔数十年之后，有的同志仍深有感触地说，正是在延安整风的气氛下，才真正体会到认识自己比认识别人更难，组织上入了党，还要努力在思想上入党。

须提及的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对于干部进行审查，是完全必要的。但在1943年7月15日，负责审干工作的康生作“抢救失足者”报告后，一些单位搞逼、供、信，造成了一批冤假错案。发生错误后，毛泽东于7月30日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并于1944年开始对遗留的错案进行平反。为此，毛泽东曾几次主动承担责任，进行自我批评。这个事实也从反面告诫我们，党内斗争必须坚持正确的方针和方法，否则，势必伤害同志，危害党的团结和党的事业。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保持党的高度团结和统一，都是党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第三，始终把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作为学习理论和政治路线的重点。延安整风从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党的路线问题开始，中间经过全党范围的整风，在广大干部中纠正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不良作风，然后，又转到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理论和路线上来。

在整风过程中，党中央始终把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作为重点。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特别强调高级干部理论和路线学习的重要性。他指出：“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抓紧研究。”整风期间，正是由于党中央重视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问题解决得好，政治水平和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以实际行动在党和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好的形象和好的作风，才保证了延安整风健康发展，极大促进了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延安整风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比如，发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最重要的是管住管好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等，在今天和今后，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